清代生活中的那些妻子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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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社会中，女性的地位很低，她们的一生几乎都要依附从属于男性，所谓的“三从”(“在家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)就是这种从属地位的恰当概括。尤其在婚姻方面，女子什么时候嫁、要嫁给谁都由父母说了算，完全没有自由。婚后又要服从公婆的管教，相夫教子，稍有差池，就可能得到一纸休书。而且男女一旦成婚，妻子遂成为丈夫的私产，不仅其命运被丈夫拿捏着，甚至在夫家生活无以为继时，还有可能被卖掉变现，以此来换回夫家的生活必需品。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联作家之一的柔石，曾写过一篇题为《为奴隶的母亲》的小说。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无名无姓，只因为儿子叫春宝，所以被人们唤作“春宝娘”。她丈夫家里极穷，丈夫脾气也差，还得了无法医治的黄疸病，在春宝娘生下一个女儿后还将女儿溺毙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春宝娘被其丈夫“典卖”给了一个财主，典期三年，目的是为财主生一个儿子。春宝娘在财主家里干着下人的活儿，给财主生下儿子秋宝。三年出典期满，春宝娘只能与秋宝骨肉分离，继续回到自己一贫如洗的家。在那个年代，有多少女性的命运如春宝娘一样不堪？这恐怕无法统计。
《为奴隶的母亲》只是一篇小说，其中不乏虚构成分的话，而那些保存于档案中的史料，为我们记录了生活中部分女性的真实生活——典妻、卖妻的现象不仅切实存在，且数量还相当可观。收录于《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》一书中的《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：以272件巴县、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》，是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（Matthew H. Sommer）教授写的一篇论文。该研究运用的有关卖妻的案件样本，是四川巴县1750年代到1900年代的208个案件，四川南部县1800年代至1890年代的47个案件，以及直隶宝坻县1810年代至1900年代的16个案子。这些案件是由地方官府直接受理的“细事”。此外，苏成捷教授在研究中还运用了刑科题本中的材料。刑科题本是由各省督抚上呈到中央请求复核的题本，是由地方官府定拟后，由府级与省级覆审的各级审判的记录，而刑科题本中所涉的主要是命案，卖妻案件则是需要中央覆审的杀人罪所附带的次要罪行。也可以说，在这类案件中，卖妻是杀人案的由头。
从有关“卖妻”的案件材料可以看出，在清代因卖妻而引发的民事或刑事纠纷不少。可以想见，民间那些没有因纠纷诉诸官府的卖妻事件肯定会更多。卖妻是“丈夫贩卖妻子，让她成为另一男人的妻或妾”。在清代，虽然法律上将卖妻视为“犯奸”罪之一种，并规定对相关的各方施以严厉的刑罚，因为在人们正统的道德观念中，认为卖妻是一种犯奸行为，即是本夫纵容了妻子与后夫犯奸。在清律中有禁止“买休卖休”的规定：“若用财买休卖休（因而）和（同）娶人妻者，本夫本妇及买休人，各杖一百。妇人离异归宗，财礼入官。……妾，减一等。媒合人各减犯人……罪一等。”
在与婚姻相关的法律条文中，也规定禁止典雇自己的妻妾给他人为妻妾，禁止“将其妻妾妄作姊妹嫁人”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卖妻则是在穷人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策略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，源于男女性别的比例不均，一方面由于乡野间溺杀女婴的情况较多，另一方面，则是由于贫困地区有无数的女儿与年轻女性，被卖到较富裕的家庭里当佣人或妾，使得贫困地区的性别不均更加恶化，由此导致了这种私下的女人交易行为。
19世纪时，美国传教士Adele Fielde就讲述了一位在广东遭丈夫连同孩子卖掉的女性教徒的想法：“（我的丈夫）对我说：‘你跟着我一直过苦日子，小孩这么瘦，你也这么瘦弱，嫁给另一个能养活你的男人对你比较好，我会找这样的一个人把你嫁给他（连同我们的孩子）’。我同意这个提议，因为我知道不这样小孩会饿死，当他离开我的时候，我一点都没有哭泣，因为我想怎么样都不会比跟着他更悲惨。”对于买主来说，这笔买卖也很划算，因为大部分买主都很贫穷，而买他人之妻，虽然有风险，但通常比娶一个寡妇花费要低，比娶一个未婚的女人则花费更是低廉。至于那些富有的买主，支付较高的价格买他人之妻为妾，则一般以能生儿育女为优先条件。
这样一种明显为法律所禁止的非法行为，人们本应尽量避免引起官府的注意，却又为何被诉上公堂？这类诉讼发生的原因，或是源自卖夫或其家庭的勒索，或是由于妻子及其娘家人的反对，或是其他人的勒索或金钱纠纷。要想规避这些风险，在订立契约时，就要写明买主知道女方的来历和婚姻状况，卖方卖妻出于自愿，并由妻子的娘家人担任证人或保证人，以减少纠纷的发生。
当一个社会以贫穷作为卖妻的借口，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财产时，就会让人不寒而栗。好在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今天的女性早已在经济上、人格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，过上了独立而有尊严的生活，这样的日子，真好！